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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濤:緣何“美國治下無和平”?
來源: 光明日報2020年10月24日6版發稿時間:2020-11-02 21:30

  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嚴峻,世界經濟受疫情影響持續低迷,國際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此時,世界各國理應強化合作與協調,共同應對在政治、經濟和安全等諸多領域出現的嚴重挑戰。然而,美國政府近來的一系列言行卻讓人大失所望。自詡為國際秩序維護者的美國動用“全政府”手段對中國四處出擊,既將其國內疫情防控不力諉過於人,又利用不同國際多邊場合極盡挑唆抹黑之能事,破壞國際抗疫合作大局。

  在某些美國政治人物口中,中國不僅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者,也構成了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稍具理智和國際關係常識的人都會對此種論調嗤之以鼻,但為了防止“謊言千遍成真理”,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搞清楚誰才是造成世界動盪失序的“麻煩製造者”。

  首先需要澄清的基本事實是,冷戰結束後,美國自克林頓至奧巴馬總統任內實施了大量的對外干涉行動,包括對前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國採取的軍事行動,以及在蘇聯和中東地區策動的一系列“顏色革命”。無論是直接用兵還是暗中支持,美國干涉的基本目標都極為相似,即顛覆美國政府所敵視的政權。任何不符合美國利益或價值觀的政權,都有可能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從“支持恐怖主義”到“專制獨裁”,成為美國橫加干涉的理由。

  那麼美國在冷戰後實施的干涉是否起到了其宣稱的“保護人權”“推廣民主”“剷除恐怖主義”,從而增進當地民眾福祉並促進地區安全與和平的作用呢?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發動了“全球反恐戰爭”,但動用戰爭方式“反恐”的直接結果是“越反越恐”——阿富汗和伊拉克在近20年中從未真正獲得安寧,美國自身也深陷“反恐”泥沼難以自拔。或許是汲取了“反恐戰爭”的教訓,奧巴馬政府在對外用兵問題上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審慎,但同時卻使用了更為隱蔽的手段干涉地區事務,“顏色革命”即為一例。“顏色革命”大多借助非暴力手段實現政權更迭,這與傳統的依靠武裝鬥爭推翻政權的方式差別明顯。然而在“顏色革命”的背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策劃和助推是成功的關鍵。因外部勢力干涉而被更改的一國政治體制往往嚴重缺乏國內共識基礎,所謂“革命成果”也被證明極不穩定。

  例如,烏克蘭發生“顏色革命”後,政局長期動盪,腐敗問題依舊突出,“顏色革命”中許諾的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2016年蓋洛普發佈的數據顯示,烏克蘭民眾認為生活有幸福感的比例僅為9%,而認為經濟低迷的則高達79%。這表明烏克蘭人民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因為“顏色革命”而得到改善。在吉爾吉斯斯坦,得到美國支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基耶夫通過“鬱金香革命”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權。然而僅僅時隔5年,巴基耶夫又成為另一場反政府運動的“革命對象”,黯然下台。今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在議會大選後再次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總統熱恩別耶夫不得不宣佈辭職。事實證明,外部勢力別有用心的干涉導致的政權更迭無法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重重問題與矛盾,更不可能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帶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如果説美國在蘇聯地區對“顏色革命”的支持因涉及美俄地緣政治博弈而稍有剋制的話,那麼美國對“阿拉伯之春”的策動則顯得直截了當、毫無掩飾。這場阿拉伯“民主”運動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寄予厚望並全力支持,卻導致該地區既有政治結構非正常崩潰,“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乘亂擴張地盤,當地人民因戰亂流離失所,直接引發了令歐洲國家難以承受的難民危機。以敍利亞為例,美國在歷史上曾多次策劃顛覆敍利亞政權。2011年,敍利亞爆發反政府示威並迅速轉變為武裝衝突。美國等西方國家隨即向敍利亞反對派提供了資金、武器和人員訓練方面的大量支持,並在敍內戰中部署美軍兵力參與作戰行動。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介入,敍利亞內戰呈現出複雜化和長期化的趨勢。截至2020年,敍利亞難民人數已超過670萬,內戰已致使敍利亞人平均壽命減少了20年,經濟倒退了40年。

  那麼,美國為何如此積極地對外干涉呢?這不得不從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中尋找答案。隨着蘇聯解體,原有兩極結構對於美國的權力制約消失,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當“單極時刻”突然降臨,陶醉於“贏得”冷戰的美國當政者和戰略家們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將進一步鞏固和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確立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外大戰略的核心目標。對於應該如何達成這一目標,美國戰略界曾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思考和迴應。最終,自由國際主義思想在討論中佔據了上風,並在實踐中逐步塑造了美國的對外行為取向。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的要旨在於,美國應利用冷戰後一超獨霸的難得機遇,以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後盾,對外推廣美式民主體制並實施政權更迭,從而構建一個有利於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國際秩序。

  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任上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明確提出要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美國註定領導世界”“失去美國領導,世界不再安全”,這一系列認知為美國將“世界領導”扭曲為“介入干涉”提供了正當性支持,也主導了美國決策者和戰略界的思維路徑:世界各地的危機與動盪都需要通過美國輸出自由主義政治模式加以解決;而一旦美國介入後動盪繼續甚至加劇,則會被認為是由於干涉還不夠徹底。如此荒謬的邏輯在21世紀初美國實施的一系列對外干涉行動中表露無遺。

  然而,所謂“美國治下”的現實情況是:“顏色革命”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混亂,伴隨政權更迭的依舊是經濟不振、政治動盪;“阿拉伯之春”已然演變為“阿拉伯之冬”,不少國家至今仍在忍受戰亂之苦。為了實現虛幻的“美國之治”,原本在二戰後由美國參與構建的一系列國際關係準則與規範被美國隨意拋棄。美國為了維護其“霸權地位”,哪怕地區安全與和平被肆意破壞也毫不猶豫。

  諸多事實業已證明,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沒有發揮其世界領導作用,為世界帶來和平與穩定;恰恰相反,美國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舊矛盾,誘發了新問題,同時也急劇消耗了美國自身的硬軟實力。正如許多美國現實主義戰略學者所告誡的那樣,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驅動的外交戰略無法持久。在過去的3年中,美國似乎不再熱衷於領導全球事務,其顯性的干涉行徑也有所收斂。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政府改弦更張,重歸《聯合國憲章》框架下的當代國際關係準則。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制度和規範的藐視正在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

  例如,今年9月,特朗普政府拉美事務首席顧問克拉維爾-卡內羅成為美洲開發銀行新任行長,此舉破壞了該銀行自1959年成立以來行長均由拉美人士擔任的慣例。強推一位從未從事過發展援助工作且本人極具爭議的職業政治掮客擔任該銀行行長,充分表明美國將拉美國家的實際發展需要置於自身政治目的之下,其以發展援助影響和控制拉美國家政治經濟走向的意圖暴露無遺。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言,此舉意味着“門羅主義”的迴歸,是衰弱而分裂的拉美國家的又一次失敗。

  從“顏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再到“新門羅主義”,美國的對外干涉戰略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惡果有目共睹。一方面,美國無端指責他國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另一方面,美國卻肆無忌憚地以各種方式干涉他國內政,不斷造成地區形勢動盪,甚至因此滋生各種新的威脅。這背後仍然是強權政治與救世主情結相雜糅的陳舊邏輯。只要美國仍然懷有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幻想,只要國際體系依然呈現出權力不平衡的態勢,美國對外干涉的衝動就不會真正得到抑制,“美國治下無和平”的現象就將反覆出現。

  (作者:黃海濤,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

編輯:郝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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