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新忠

　　    萬曆黑漆描金龍藥櫃。資料圖片

　　    扁鵲醫病畫像石。資料圖片

　　談及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人們總希望以史為鑑，從歷史中找尋各種對現實有所借鑑和啓益的內容。不過，我們需要明瞭這種歷史的借鑑和啓迪很大程度上並非具體對策或者行動方案，因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幾乎無所不包，指望相對籠統的相關研究能給現實中建立在專業之學基礎上的工作對策提供直接指導，有時難免不切實際。事實上，歷史學自有其特點與優勢，一方面，歷史學具有視通萬里、思接千載的認知特點，相對其他專門之學，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更貫通的思維，有利於我們更宏觀而歷史地定位和認識自己關注和探究的對象；另一方面，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探究的是歷史上人的經驗和故事，相對更容易從人的行為和情感出發來認識和理解事物，從而賦予古往今來的事物以有利於激活和聯通人們心靈的人文性。從歷史的梳理和討論中，我們可以通過拓展視野、轉換立場，以及發現豐富多元的信息、人類智慧複雜的表達和人類核心價值的共通性來啓迪思維，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省思現實的存在和前進的方向，同時，也可以讓人們從以往人類的經驗中獲得啓迪和慰藉。對於疾病醫療史而言，這些特點顯得更為突出。

　　結合在這次疫情中的研究和思考，筆者認為，從疫病的應對反思角度來説，疾病醫療史的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展現其現實意義：首先，呈現歷史上人們應對疫病的經驗和舉措，一定程度上可以給疫情中人們的心理帶來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們的緊張和恐慌情緒；其次，引入歷史視野和維度，可以讓我們更好認識和思考人與疾疫的關係，多一些對歷史和自然的敬畏；再次，要讓疾疫等災難某種程度上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發展的動力，必須藉助於人類的理性省思和批評精神，而若缺乏歷史意識和歷史資源，這樣的省思和批評可能就難以有效展開；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必然會形成一種或多種敍事，而這些敍事又勢必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歷史的演進，歷史學者專業而理性的參與，應該可以讓這一敍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實際，從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顯而易見，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使疾病醫療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得到了直接體現，事實上，疾病醫療史的研究並非只是關注疫病本身，故而這項研究的現實意義無疑並不僅限上述這些直接體現出來的方面，還可以從更為深遠的角度加以思考。

　　疾病醫療史研究，就是對歷史上疾病與醫療的探究，在近代學術體系中，這一研究基本涵蓋在“醫學史”的名目中。早期的醫學史研究，無論中外，基本都是在醫學的門類下由醫學界專業人士承擔。進入20世紀後，隨着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屬性日漸受到醫學界人士的關注，以及醫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發展、歷史學本身的轉變，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越來越多的歷史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介入這一領域，出現了醫學社會史、醫學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同時也出現了“內外史”（所謂“內史”主要是指由醫學專業出身者承擔，側重醫療技術演變的醫學史，“外史”則為由人文社科專業出身者從事，較多關注與疾病醫療相關的社會文化變遷的“醫療史”）之別。而到20世紀末，隨着疾病醫療的相關社會問題日漸凸顯，又出現了在跨學科視野下，努力融通“內外史”藩籬，匯合多學科力量，多視角地共同探究歷史上疾病醫療問題的趨向。本文將這一研究名之為疾病醫療史，而非“醫學史”或“醫療社會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從跨學科的視野、多元的理念和立場來理解和把握這一研究。

　　這一研究的現實意義，除了上述在應對疫情時為現實提供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外，至少還比較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有助於世人更全面而系統地理解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屬性，從而推動當下的醫學人文教育。目前，無論是在日常的認識還是學術層面，人們都會很自然地將醫學（疾病學）歸入科學的範疇，這自有其合理性。毫無疑問，醫學（疾病學）是現代科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這是不是意味着醫學（疾病學）與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一樣是單純的科學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醫學倫理學家埃德蒙·佩萊格利諾（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醫學居於科學與人文之間，並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雙方的許多特性”。“醫學是最人文的科學，最經驗的藝術，並且是最科學的人文”。當代諸多醫學人類學的研究也一再顯示，疾病並不只是科學可以測量的生理病變，同時也是病人的體驗、科學話語、社會制度和文化觀念等共同參與的文化建構，醫學更不只是一門科學的技藝，同時也是拯救靈魂與身體的保健服務，以及市場體系中的公共產品。若僅僅關注疾病（Disease），而對病痛（Illness）視之漠然，那就並不能真正消弭人類的苦痛（參閲拜倫·古德：《醫學、理性與經驗：一個人類學者的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凱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難、治癒與人的境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這些日益受到關注和認可的論述表明，無論是醫學還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屬性。而疾病醫療史的研究，對於我們全面而真切地認識這一點，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為從歷史的維度出發，我們很容易發現，疾病本身就是歷史的，具有明顯的時空性，同樣的生理“病變”在不同的身體和疾病認知體系與不同的社會文化中，就會有不同的疾病分類和定義，而這些分類和定義又會影響人們的疾病認知和應對。現實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由社會文化因素參與建構而成的，比如我們耳熟能詳且具有真切疾病體現的“上火”等。而有些疾病隨時代觀念的變化，變得不再是疾病。當然，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因為過去對疾病缺乏科學認知造成的，隨着現代生物醫學的不斷髮展，對疾病的認識就會變得客觀而科學，所以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屬性就會日漸褪去。事實上，無論科學和技術發展到哪一步，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必將始終存在，而我們對身體和生命的認知和相關知識應該也沒有盡頭。

　　不僅如此，深入細緻的醫療史研究，也有利於我們去發現和理解現代醫學的社會文化因素。儘管現代微觀層面的醫學研究，可能更多展現的是專業而嚴謹理性的科學，但當我們細緻地梳理近代以來醫療衞生史，就會發現現代醫學發展和公共衞生關注的重點並不只是人類最重要的健康問題或疾病威脅，可能就因此更能真切體會到醫學和衞生的社會文化性。不僅如此，醫學作為具有強烈實踐性的學科，其實踐目標具有明顯的歷史道德感和倫理性，從歷史的梳理中，我們很容易感受到，當代醫生的職業道德和倫理，絕非僅用當下的經濟關係和科學理性能夠解釋。誠如醫史學家查爾斯·羅森博格（Charlese E. Rosenberg）通過醫學史研究所感受到的：“醫學不是生物學，雖然它應用實驗室的發現並由於這些發現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僅僅是市場行動者，雖然它有時確實是這樣。醫學有着獨特的社會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認同感。”（羅森博格著：《當代醫學的困境》，張大慶主譯，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6年）這樣的研究無疑有助於人們更系統地來認知疾病醫療的社會文化屬性，從而為現實中更好看待和處理醫學和醫療問題提供助益，比如加強醫學教育中的醫學史和醫學人文教育，不能將其看成一種錦上添花的點綴，而應當作為認識和理解醫學的必需。

　　其次，有助於從認識論的高度改善現實中的醫患關係。近一兩百年以來，人類社會的醫學與醫療技術發展突飛猛進，這些發展整體上為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質醫療保健。然而，弔詭的是，世界範圍內的人們既在享受現代醫療嘉惠的同時，又對其抱有不滿。面對這一悖論，一些研究者通過對歷史的梳理指出，從過去到現在，醫學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獲取了巨大的霸權，醫療中日漸凸顯的技術主義與非人格化傾向，使得病人的聲音在現代醫學中逐漸消失（朱申著，曾凡慈譯：《論醫學宇宙觀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載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羣學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説，現代社會中醫患關係的緊張某種程度上是由現代醫學模式本身造成的，將病人視為了功能異常的機體而非具有病患體驗的“人”。這自然就有必要對現代醫學模式展開省思，美國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曾就此指出：“當疾痛取代疾病成為我們主要的興趣時，我們就會以一個現在尚不流行的方向，重新思考醫學。”（凱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難、治癒與人的境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這樣的反思，自然就會讓我們將目光投向歷史，去觀察思考傳統時代的醫療和醫患關係。比如傳統社會擁有“藥醫不死病”這樣和時代醫療水準大體協調的生命觀，自然會讓人們對療效相對寬容。同時當時人們普遍依照人情來擇醫，醫患互動中帶有濃厚的人情色彩，從而對雙方的關係起到了潤滑作用。這些對於我們反思現代社會對科學技術的過度依賴和對醫療效果的過高期待具有啓示意義。而且，醫患之間的關係絕不像一般的商業行為，主要是物質和利益的流動，至少同樣重要的還有情感的互動（餘新忠：《明清醫患互動中的人文關懷》，《人民論壇》2019年第36期）。儘管這類問題的解決必定是一個系統而艱鉅的工程，但立足歷史展開的探討可從基本認識的角度為我們提供解決問題的啓示。

　　再次，有助於為提升現代公民素質提供有意義的思想文化資源。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隨着歷史學社會科學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普羅大眾及其日常生活在歷史研究中日漸受到關注，在文化轉向和語言轉向的思潮中，日常生活史、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史學思潮不斷湧現，這些研究的訴求雖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可以視為對以往歷史學過度社會科學化取向的一種糾正，希望將具象的“人”引回到歷史學的大廈中。史學界的疾病醫療史研究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逐步興起的。作為探究疾病醫療這一直接關乎人的生命與健康主題的研究，疾病醫療史研究無疑更利於踐行上述學術訴求，也更容易讓我們在歷史中發現“人”。正因如此，筆者近年來通過系統總結以往相關研究，提出了構建生命史學體系的主張。“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讓其回到人間，聚焦健康。也就是説，我們探究的是歷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制度和環境等外在因素，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羣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雖然生命史學探究的範疇並不僅僅限於醫療史，但直接關注健康並聚焦於健康的醫療史無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內容（餘新忠：《生命史學：醫療史研究的趨向》，《人民日報》2015年6月3日，第16版）。其核心在於，藉由疾病醫療史這一新興前沿研究的深入開展，不斷引入新理念，實踐新方法，探究新問題，展現新氣象，在歷史研究中通過對生命的關注和呈現來彰顯歷史研究的意義。

　　　　（作者：餘新忠，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