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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正:一部內容豐贍、美文薈萃的大書
來源: 南開大學新聞網發稿時間:2019-12-31 16:23

    ——讀《湖畔行吟——<南開大學報>“新開湖”副刊百期選粹》

  《湖畔行吟——<南開大學報>“新開湖”副刊百期選粹》,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作者:張學正

  正值南開大學百年校慶慶典之際,我收到了《南開大學報》編輯韋承金老師編的《湖畔行吟——<南開大學報>“新開湖”副刊百期選粹》一書。書中輯錄了120餘位作者的美文佳作,分為“先生之風”“我的南開”“書裏書外”“隨筆漫談”“流年碎影”“詩苑掇英”六大部分,從不同側面展現了南開百年的滄桑華年與南開人的精神風貌。這是送給南開百年華誕的一份厚禮、大禮。

  《湖畔行吟》展現了南開人不屈不撓、奮鬥進取的風骨和氣質。

  1937年,南開人與清華、北大的師生員工一起,從長沙步行3500裏到達昆明,建立西南聯合大學。他們在臨時搭建的茅草土坯房裏從事教學與科研。他們艱苦卓絕,團結一致,共赴國難。(《<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序》《大學、大樓、大師》)

  抗戰勝利後,覆校歸來的南開人,面對被炸燬的殘垣斷壁,面對“無錢、無書、無煤、無米”的現實,窮教授、苦學生們在“貧困中掙扎”,堅持民主鬥爭,“各個學科都紮實的奮勇前進”,迎接了新中國的到來。(《1948,我成為南開人的點滴記憶》)

  “文化大革命”中,國家動盪,經濟停滯,文化凋蔽。1975年,從國外回國的陳省身先生卻具有遠見地提出:“中國要做數學大國,還要爭做數學強國。”他傾全力創辦了南開數學研究所,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數學人才。詩人、翻譯家穆旦,雖然在人生中屢遭挫折,但他對回國不後悔,對子女説,“物質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我們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陳省身與穆旦——南開園裏的文理雙星》)

  楊敬年先生在“文革”中遭受審查,老伴兒有病,生活艱窘,但在“揀完菜幫兒後仍到圖書館自修法文”;温公頤先生“文革”中左眼致殘,並身患怕金森病,雙手顫抖,“文革”後仍筆耕不輟,“寫着20萬字的《中國邏輯史》”。(《北村之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是南開人的風骨與氣質。

  《湖畔行吟》展現了南開人多元、開放的思想境界。南開人以穩健著稱,但又不乏反思的、批判的、前瞻的思維。

  楊心恆先生在《大學、大樓、大師》一文中,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有深刻的理解與精闢的論述。他對大學的教學與學術研究中長期以來存在的“言必稱希臘”的盲從與迷信表示質疑;對大學以大量時間,讓師生下廠下鄉從事生產勞動的做法提出批評;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現象進行了抨擊;對層層不間斷的各種評審制度表示憂慮。從這一切中,我們不難找到“大學為什麼出不了大師”的詰問的答案。

  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皇權主義有深入研究的劉澤華先生,對於有人倡議建立“國學院”,將儒教改為國教,使儒教國家化提出異議。他認為,對儒學要做辯證思考,“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過分誇張”;對儒學“不要與現代的東西亂對應”,少搞“倒貼金”;要“通古今之變”,“從陰陽組合結構中走出來”;對儒學中的“消極面”要批判,揚棄。他指出:現今的當務之急是改造劣質的國民性,創造體現現代價值觀的“現代人文化”,如開放意識、改革意識、和諧意識、民主意識、多元意識、主體意識、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契約意識等。(《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

  在《中國“新窮人”的焦慮與網絡消費的狂歡》《如何能讓我們抵達學問》《新版<紅樓夢>的“三大遺憾”》《尋找你的另一半》等文章中,作者們都能面對新世代、新潮流的衝擊,提出自己的新觀念、新問題、新思考,表現出南開人“日新月異”的求新求變的前進姿態。

  《湖畔行吟》展現了南開人紮實、求實的學風與教風。

  陳晏清先生在《悼念文英》一文中,用“真實、老實、樸實、紮實”評價劉文英老師的為人與治學的風格。其實,這八個字也可看作是對所有南開學人品格的概括。

  南開的“實”確實是有傳統的。楊敬年先生説:30年代建立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延續了“南開的習慣作法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對學生要求嚴格”。(《我的人生歷程與經研所的五位老師》)

  中文系的張懷瑾先生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修羅庸先生的《楚辭》課。羅先生授課期間,他“自刻講義,將楚辭篇中四言用大字號標出,使我一目瞭然。”寫畢業論文時,張先生遍覽當時聯大圖書館所藏自周秦迄於西漢古籍凡數十種,做筆記10多萬字。寫出初稿後,又經多次修訂補充,完成了10餘萬字的畢業論文。為考證“女巫”一詞,他“在論文中從古文獻釐定出一百數十古巫名氏”,證明了他關於“男為巫,女為覡”的結論。(《學習<楚辭>的契機》)。

  來新夏先生的《閒話讀書》一文,通過他回答讀者讀書“如何入門”,如何“走上書山”,如何處理“速度和質量的問題”,“讀什麼書好”,如何“進入專業領域”,怎樣才能“讀書有得”,讀書是“為人,還是為已”,以及他的“衰年變法”等一系列問題,介紹他的讀書經驗,説得切實而精要,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文多次被報刊轉載。

  據龍以明回憶,他1978年考取南開數學系的研究生,一開始就受到了“嚴格的數學學習和訓練”。導師鄧漢英先生是系主任,又患胃潰瘍病,但他仍欣然接受了培養研究生的任務。他牽頭組織研討班,要求學生在上課與學習中“弄懂每一個細節,搞清楚每一個證明”。他還親自上台講課。“鄧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待學問一絲不苟的精神至今記憶猶新。”(《我們如此之幸運》)

  中文系77級學生,當代著名作家趙玫説:在大學的四年,讀書,到圖書館借書,到書店買書,成為“學生生活中的一切”,“讓生命附麗於教室和圖書館”,“珍惜着我們為自己爭取來的每分每秒”。“而這一切,讀書,以及讀書的情結,都是母校給予我的。”(《唯有讀書》)

  哲學系的武斌説,走進南開後,在校園經常看到一位位大學教授、學者的身影,並讀到他們的著作。“南開大學有一種文化,一種氛圍,一種境界,一種精神”,在潛移默化地薰陶着他。他如飢似渴地讀書,“在四年裏,我把圖書館借書部和閲覽室裏凡是覺得有興趣的書都大體上翻閲了一遍”。有一次,他在圖書館偶然發現了美國曆史學家威爾·杜蘭夫婦的鉅著《世界文明史》(38冊),他用了大約三個多月的課餘時間,從頭到尾通讀了一遍,記了整整兩本筆記。畢業前,他又翻閲了一遍,重點閲讀了原來讀得不夠的地方,補充了一些原本忽略的筆記。這就是南開學子紮紮實實的學習與求知的精神。(《我的心留在了南開》)

  《湖畔行吟》表現了南開人尊師、愛師的道德情懷。

  俗話説:“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南開人的尊師愛師傳統歷久彌新。

  楊敬年先生在他98歲寫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記述了何廉、方顯延、張純明、李鋭、陳序經五位老師對他的恩德。(《我的人生歷程與經研所的五位老師》)

  王敦書用“父親之交,師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師學;淒涼送終,情同父子”24個字形容他與恩師雷海宗先生一生未了的師生之情。(《師恩重於山》)

  外文系的常耀信先生十分敬佩、感激老前輩、老主任李霽野先生對他的教誨與載培。李先生不僅關心、鼓勵、幫助他在專業上的發展,使他不斷有新成果面世;而且更注意常耀信接班,擔任系主任職務後的工作。常耀信説,李先生用曹操“寧讓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的故事,告誡我們這些作系領導工作的晚輩,要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廣開言路,與人為善,團結同仁,共同把外文系辦好。他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們:“謙則和人,人和則事興。”“多年來,我以此為訓,不斷檢討自己是否有負他人之處;進而不斷詢問自己,他人有何長處值得學習,使我能注意看他人之長處,時刻嚴防滋生驕慢之心。”(《憶恩師霽野先生》)

  文學院的寧宗一先生為感謝曾教導、培育過自己的老師們,專門出了一本書《點燃心靈之燈》。書中對李何林、華粹深、王達津、許政揚、朱一玄、來新夏等先生一一作了詳細的、充滿激情的述評。何林先生對寧宗一奉組織之命曾對他所作的錯誤批判,他從不計較,而且對寧宗一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甚至關懷有加,表現出老學者的磊落博大的胸襟。華粹深先生將自己珍藏多年的老戲曲唱片捐獻給剛剛成立的古典戲曲小説研究室。華先生在病牀上仍惦記着研究室的工作,囑咐室主任寧宗一,“注意別使唱片受潮,該轉錄到錄音帶上的要立即着手做”。表現了華先生高度的責任心和他對晚輩的殷殷關切之情。

  寧宗一親炙於許政揚先生。許先生的學問,人品影響了寧宗一的一生。許先生博學多才,且作風嚴謹。在科研上,寧宗一承繼了許先生“靈性和智勝高度結合的新實證主義的批評方法”,發表和出版了許多研究成果,成為國內在古典戲曲小説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在教學上,許先生備課認真,教態從容,分析辯證,邏輯縝密,講課語言乾脆利落,板書工整漂亮,成為寧宗一模仿的樣板。寧宗一剛作許先生的助教時,許先生給他親訂了一份30部的書目,讓他深讀、精讀。“要一頁一頁地翻,一篇一篇地看”,註文也要讀,而且要寫讀書心得。寧宗一説,這30部書,“使我一生教學、治學受用無窮”。許先生不僅耳提面命,而且還親自聽寧宗一的課。除內容的準確性,闡釋的科學性以外,許先生還不客氣地對他讀錯寫錯的字也一一指出,並要求他下一次上課時,向同學們糾正。文革中,許先生堅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以投河自盡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他文弱的書生外表中有一顆強大的靈魂。

  寧宗一把老師的恩澤比喻為“點燃心靈之燈”。他痴心地持久地寫出一篇又一篇對恩師的悼念文字,是要“接過逝者遞過的燈,去點燃自己的良知”。其實,他自己也成了一盞點燃新一代學子心靈之燈。(《師恩永恆》)

  《湖畔行吟》中,有120餘位南開師生具體生動的故事敍述,個性鮮明的思想論説和帶着每個人體温的心靈傾訴。她記錄着南開的滄桑歲月,南開人的心路歷程,因此成為中國現當代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這是一部有思想分量和歷史價值的大書,值得深讀、珍藏。

  韋承金是留校參加工作才十幾年的年輕編輯。但他拒絕平庸。他注意學習、思考,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他創造性地工作,企盼有所作為。《湖畔行吟》就是他有新作為的一個傑作。

  為編《湖畔行吟》,韋承金經歷了一個“很吃力、很痛苦”的過程。他翻閲了“新開湖”副刊從2002年4月18日創刊至2019年3月15日第100期的所有報紙,精讀了包括“新開湖”副刊專版及不定期編髮的副刊子欄目的所有文章,並將早幾年間沒有電子報的文章錄入電子版。他本着“好中選優”的原則,對總計數百篇,200餘萬字的文章反覆進行比較、篩選,有的選上又忍痛割愛,最後選定了120篇。然後對文章進行分類、排序,付梓後又對近50萬字的文稿一遍遍校對……其中付出的辛苦與心血是不難想見的。

  所選120篇文章,從內容看,既有南開的歷史足跡,又有近年的事業輝煌;從作者説,既有百歲老人,又有青年學子;就文體論,既有故事完整的回憶散文,又有活潑的“流年碎影”,既有“隨筆漫談”,又有“詩苑掇英”,基本上達到了思想與藝術的完美統一,可讀性強。選文之精粹,可見編者高遠的眼光、博大的情懷和文學的素養。

  韋承金是一位辛勤耕耘者。今天,他在“新開湖”這塊小小園地裏,終於收穫了香甜的瓜果,在《編後附記》中,他感謝眾多的鼎力相助者。這是他的謙虛美德。

  編者説:“百年後,千年後,這部‘行吟集’還會有她的知音嗎?”我相信,她會有的,因為她的內容與思想超越了時空。她會像新開湖畔的松柏,四季常青。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韋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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